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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论研究和诗书学习之路(之二)

来源:《龙之情》编辑部    2018-10-1 11:49:08     作者:周文彰     浏览次数:0

[导读]:家乡几位热心的文化知音要操办我的研究著述和书法作品回乡交流研讨活动,初一听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不想在家乡宣传自己;继而知道他们是借这活动推动宝应社科研究和书法事业发展,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个活动如果能在家乡产生一点正能量,那也能尽我对父老乡亲的一份心。我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少,但不尽人意之处也不少;我虽然研习书法已15年,但仍属业余。而我的家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早已成为扬州市评定的“书法之乡”,文人骚客闻名省内外的不少。通过这项活动,请同行们批评指点,我也会有不少受益。我期待着!

我的理论研究和诗书学习之路(之二

   作者  周文彰

自经济特区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怀疑和议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比较大的争论就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特区创办之初,争论的问题是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特区开发建设的实际很快说明,特区与旧中国的外国租界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次发生在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过去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举措之后,争论的焦点是特区姓还是姓”?这场争论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方告平息。

第三次则是1995年前后关于特区要不要继续的大讨论。

面对第三场讨论,回顾特区问题的争论历程,我感到,争论之所以一再发生,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特区普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不清楚或很少知道特区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怎么样?而特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软环境方面的问题,也大都与此有关。写一部关于特区的书,以帮助特区内外的人们正确认识特区、正确对待特区,看来是瓜熟蒂落了。于是,1995年上半年,我以对国家发展和特区命运的负责态度,积我多年特区研究之果,写作《特区导论》一书,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特区的特征、特区性质、特区开放、特区投资环境、特区意识、特区规范、特区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建构出自成体系的特区理论。这是全国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对经济特区进行理论建构的著作。作为一名特区研究工作者,我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经济特区战略和建设海南经济特区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情感和体验。我在本书中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相关理论。


 “让特区不特”的呼吁出现于1994年,到1995年达到高峰。“让特区不特”的理由是:⑴市场经济的规则之一是平等竞争,但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它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竞争是不平等竞争;⑵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特区的存在不利于缩小这种差距;⑶我国迟早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而我国一旦复关,特区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些想法或议论,在特区引起了特区还能办多久的疑问,在学术界甚至有一些同志发出取消特区的呼声,在投资者那里,则引发了要不要到特区投资的疑惑,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鉴于这些疑虑和议论直接关系到特区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关系到我国各地区如何共同富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如何继续向前推进的问题,因此,我和深圳经济特区理论界的同志们联手回应。199545日《深圳特区报》加了“编者按”,在显著位置推出我的长篇文章《应当消除对特区认识的几个误解》,文章写道:(1)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先行区和 试验场;它和我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因此,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丝毫不影响特区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地区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一部分地区的先行发展和富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不在于弱化甚至取消特区,而在于强化包括特区在内的发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功能;(3)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的确会削弱特区的某些优势,但特区不会因此而成为内地,内地不会因此而成为特区;特区将仍然保持它的固有意义与价值。海南报纸立即转载。我的《特区导论》第八章也对此作了阐发。

“让特区不特”的提法是偏颇的,有害的。我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特别是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而稳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就看得更透彻了。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邓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构想,很快产生巨大效应。这些效应不仅表现在各个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率先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更表现在经济特区所发挥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全国各地迅速跟进的改革开放浪潮,效仿经济特区的各项政策措施。毫无疑问,使经济特区不再是吸引资金和人才的唯一热点地区。在特区政策优势呈日益减弱之势的情况下,特区应该怎么办?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振奋精神,积极开展第二次创业?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是后者。特区二次创业最先是由深圳提出的,而从理论上首先给予系统研究和阐述的,可能就是我了。

我的系列文章有:《从政策吸引走向环境吸引》、《海南经济特区的第二次创业》、《特区二次创业的现实背景》、《特区二次创业的特点和难点》、《引力再造:特区二次创业的首要问题》、《对外开放上水平:特区二次的基本任务》、《努力提高海南对外开放水平》等。这些文章集中发表在19961-8月间。在此基础上,我主持撰写《跨世纪的抉择:特区二次创业》这本书(19981月出版)。我提出,特区二次创业是政策优势频频减弱的热切呼唤,是市场体制普遍建立的能动应对,是经济调控持续进行的积极驱动,是让特区不特怪论的反向激励。特区二次创业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新的引力源,以取代逐步减弱的政策引力。这种新的引力源就是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在这里,我进一步发挥了我先前关于软环境的观点,明确提出,特区二次创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摆脱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情结,从政策吸引走向环境吸引1996年海南省理论研讨会上,我关于二次创业的上述观点,引起与会领导的极大兴趣,当我的发言已经用完规定的时间时,省领导要求会议主持人破例再给我五分钟,以便我讲完、讲透。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出面,组织海南经济特区二次创业专题报告会,让我作专场报告。

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情结,我分析了优惠政策与经济特区的关系。我提出,优惠政策对于特区,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特区创建初期,优惠政策如同特区的生命,没有政策就没有特区。政策优势是特区第一个也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优势,靠近港澳台的区位很长时间内并未产生过优势,是政策优势创造了特区的区位优势,特区靠这两个优势起步,又逐渐形成体制优势、人才优势、观念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经济实力优势等,从而形成特区所特有的特区势”——由于特区的独特优势和历史地位而产生的一种有吸引力的客观态势。政策优势在特区优势中的份额已从当初的唯一变成了其中之一;特区吸引投资的东西,已不仅仅是优惠政策,因此优惠政策的调整并不等于特区前景的暗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我们的特区信念。我们虽然仍要争取优惠政策,但一定不能依赖优惠政策。

 在那些年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件事令人难忘,就是和章琦、刘建华一起建议创办“海南国际椰子节”。第一届海南国际椰子节于19924月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我们三人分别担任组委会宣传处、策划处和筹资处处长。我改定的椰子节主题口号“让世界了解海南,让海南走向世界”,后来成为许多地方宣传口号的源头句式。筹办工作是紧张、艰辛的 ,但效果是令人鼓舞、欣慰的:首届海南国际椰子节成功地向海内外展示了海南的实力和饱满形象,拉开了海南新一轮大开放、大开发热潮的序幕。海南国际椰子节一年一届,连续办了10年,在海南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建议人章琦同志后来为全国各地策划了大量有价值 影响的活动,成为中国发展研究院的创始院长和终身院长,刚过70岁,今年8月不幸去世,令我难受不已。

 这些主要是在海南前10年所作的研究。在海南后10年,即1998-2009年,我被组织安排到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工作,还兼任过省社科联、海南日报社的领导职务,成了专职党政干部。实际工作多了,理论研究少了。从2002-2009年,我每年形成一本《周文彰宣传文化工作讲演报告集》,共7本,都是作为内部资料印发的。这里不细说了。

 

                  改革开放需要实现思想超越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的自我革命。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来说,是对我们过去所理解所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反思和超越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既然是革命,尤其是自我革命,障碍和阻力的出现是必然的。保守僵化、教条主义,就成了最大的思想障碍。如何为改革开放这个大局服务,积极建言献策、解惑释疑,以此推动人们思想解放。结合国情民意,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成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对此,我化了不少功夫。

《僵化:一个亟待克服的思想顽疾》是这方面的文章之一,发表于19979月。背景就是有人面对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社会主义,根子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评判改革,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总是担心中国改革开放滑向资本主义,唯独不怕中国不改革不开放而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没有搞清楚”指的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呼吁克服僵化和教条主义。文章被转载转摘,受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

公有化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被199711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班学习。在一次关于党的十五大的理论创新研讨会会上,一位知名专家发言说:公有制和非公经济之间还是应当划定一个比例,否则,我们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还是纠缠姓社姓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用旧的思维模式去解读新思想、新观点,怎么解读还是归结为旧的,如同带着一副墨镜看事物,一切皆为墨色。超越陈旧的思维模式就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课题。

正好中央党校培训部在谋划开设“学员论坛”,实现“教学相长”。于是安排我作了题为《我们思想上还需要哪些超越?》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超越定性划线贴标签的思维方式”,实现这种超越无疑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落实对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所讲到的“超越”还有“超越姓公姓私的思想纠缠”,“超越两极分化的思想顾虑”,“超越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超越假大空的思想怪胎”,“超越刮风跟风的思想陋习”,“超越左和僵化的思想牢笼”,等等。报告引起热烈反响。1998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分两期发表了这篇报告,接着《新华文摘》和全国各类报刊纷纷转载。一家出版还把它收入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20年重要文章选一书。现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的“学员论坛”,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迈向一个新的时代。不只是“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都是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为动力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断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可有人偏偏赶在这时重提马恩《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让许多非公经济经营者疑惑不解甚至坐立不安。我重读《共产党宣言》,在各类课堂上强调,马恩要消灭的,不是中国今天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私有制。马恩所指的“私”,与中国今天的“私”不是一个“私”;“私”的主体、性质、作用大相径庭。如果望文生义,见“私”就怕,可以把今天的“私有财产”更名为“公民财产”,把“私营经济”更名为“公民经济”。请大家坚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等,都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当前还有人习惯于到本本里找依据。我就希望大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原则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我以“以我们做的事情为中心”为题先后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在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以后,两篇是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我们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过程中写成的。

 19783月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可以说,我的理论学习和研究经历与改革开放同步,而海南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则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实践舞台,也给了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所以,我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有深切的感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深厚的感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将是我的终身课题。

 

                        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

 2009年,我告别了工作20年的海南,到国家行政学院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我的研究转向公务员教育培训管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方向有点散,但都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而展开的,形成了一个系列共4本研究文集。这就是《总想有新意》、《效果是硬道理》、《凡事都要下功夫》、《效果是硬道理》、《周文彰讲稿》。第一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后4本都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不少思想理论研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这些书这次都带回老家“探亲”了,我不再详叙。公务员教育培训研究也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一直在主张“把公务员培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为此,我连续主编了《公务员培训研究》《公务员培训教学研究》两本教学书,正在主编出版“公务员培训研究博士文库”。

2013年114日,我不再上班,退出领导岗位。但教学研究工作至今还在继续。此外,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在继续招博士研究生。因此,书今后还会继续出版。


          从因工作而书到因书而诗

 这里的“书”指书法。

我是2003年春天开始学习书法的。学习的动因来自工作的缘故。几个月前,我始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新的岗位,让我充满激情,推动海南宣传文化工作的实招频频出台实施。但新的岗位,有时也给我带来尴尬,就因为我不会写毛笔字。几次难堪下来,我便开始学习书法,一直坚持至今。我自印过几本书法“作业”集,用以讨教名家、老师。我自己最愿意拿出来的是《周文彰旅途书法作品集》和《周文彰除夕书法作品集》。在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的支持下,我和叶培贵教授主编出版了“书法研究博士文库”,共12本,获得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再造生活——书法价值的当代体验》一书,则是我写自己学书法用书法的故事。

书法界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就是书法表现什么内容。即书法写什么。常见的做法是抄写优秀诗词曲赋、经典言论或著作,许多人是大量抄写诗词,以诗为最多。然而,书坛有一种声音此起披伏,就是倡导书法家不做“文抄公”,要书写自己的诗作。在这种氛围下,我便开始学写格律诗。

起初是偶尔为之。2005年盛夏,我去位于海南陵水的吊罗山热带原始雨林,林中一块小小的瀑布勾起了我的诗情,我按格律写出我生平第一首七言绝句《吊罗山瀑布》。而写诗成为生活常态则是从2011年开始的。我写诗都利用在路上的时间,例如散步路上、出差途中。我以诗记事、抒情、言志。面世的作品以记事、抒情居多。已经出版的《周文彰诗词选》(修订版),《诗韵校园——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校园诗》。《感恩第二故乡——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集》估计在近期问世。《写给孙女的诗》已经作为生日礼物和年度挂历送给孙女。

 家乡几位热心的文化知音要操办我的研究著述和书法作品回乡交流研讨活动,初一听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不想在家乡宣传自己;继而知道他们是借这活动推动宝应社科研究和书法事业发展,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个活动如果能在家乡产生一点正能量,那也能尽我对父老乡亲的一份心。我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少,但不尽人意之处也不少;我虽然研习书法已15年,但仍属业余。而我的家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早已成为扬州市评定的“书法之乡”,文人骚客闻名省内外的不少。通过这项活动,请同行们批评指点,我也会有不少受益。我期待着!

李映华老师希望我为这次活动写一篇文章,我匆忙写了以上这些,作为我离开家乡45年来所学所思所写的一次粗略的汇报。

 

2018928日写于深圳中广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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