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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论研究和诗书学习之路(之一)

来源:《龙之情》编辑部    2018-9-28 11:46:19     作者:周文彰     浏览次数:0

[导读]:(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完成于位于深圳的中广核大学)

          我的理论研究和诗书学习之路


                    周文彰


      1953年农历八月初一,我出生在小官庄镇双闸村林东组,“镇”“村”“组”以前叫作“公社”“大队”“生产队”。说过去的事还是用老叫法比较顺口。


                      在宝应20年

       这是小官庄公社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村庄沿河而建,河北就是望直港公社。所以,我在望直港公社火花大队的斜沟小学读了6年小学,现在这个学校已不见踪影。1965年考入望直港初级中学读初中,第二年就是“文革”,1968年11月才让我们毕业,在初中呆了近三年半。接着回本公社进入小官庄中学,成为该校第一届高中生。1970年7月高中毕业,回村参加劳动,不久在本大队双闸小学当民办教师,兼任大队“土记者”。1973年,停办了几年的大中专学校开始招生,得益于大队、公社以及公社文教支部领导的推荐,再凭考试,我进入扬州师范学校读英语。从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宝应。

       从1953年到1973年,我在宝应老家生活了整整20年。此后,无论在哪里学习或工作,我没有一年不回宝应、不回我家那个村,看望父母、看望庄邻、看望家乡。父母养育了我,庄邻帮助了我,家乡锻炼了我。所以,直到今天,我认识村里的很多人,只要我回家,全村人都聚拢来,我见到他们,他们见到我,都很亲切。我有诗云:

          老少拥村头,

          乡情满面流。

          对烟聊往事,

          笑语晃新楼。

       1975年我在扬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师。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我从扬州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七七级”。

         ( 周文彰老屋前的双闸村休闲健身公园)



            用功的南京大学“七七级”学生

       1978年5月的一天,我背着书包出了南京大学南园宿舍区,到马路对面的北园教学区上课。就在校门前的马路上,我碰到了胡福明老师。我问,是《光明日报》和你约稿的吗?他说不是!我又问,那为什么署名“特约评论员”呢?他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南口音回答:“那是为了提高文章的级别!”

      我们所谈论的文章,就是《光明日报》前几天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但师生中都传开了,是胡福明老师写的。

      胡老师当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我则是哲学系的新生,3月1日刚刚进校。报到当天晚上,胡老师由班主任带着,挨个宿舍看望我们。他虽然是讲师,但却是一副大学者的模样,让我肃然起敬。

      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篇文章,开启了我国思想解放的春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先声。

      我的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生涯恰好此时起步。

      我们这班大学生,被称为“七七级”,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工人,成了班上的主体底版,“文革”导致大学多年停办,大家都没有了上大学的奢望。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恢复高考,从而给了我们读大学的机缘。于是,争分夺秒,刻苦学习,成了我们的常态。除了按时听课,还加码读书,读马恩列斯毛,读康德黑格尔,参与学术争论,比如,“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否起决定作用”、“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等等。

       这些问题本来是学术界五、六十年代讨论过的老问题,但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革”的思想压制,使一些学术争论戛然而止。我们入学后,学术界日渐活跃,被“文革”耽误压抑了10多年的学者们,精神焕发,扬眉吐气,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几乎所有以前讨论过的问题都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虽说还没有什么理论功底,但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卷进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宿舍变成了课堂,同学变成了争论对手,每天晚自习后从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论一番,常常面红耳赤。正是这种互不相让的争论,推动我们读书,找到理论依据后继续争论,如此反复,使我们的理论水平、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都得到提升。我至今还保留着一篇叫《真理没有阶级性》手稿,它是我和同学们争论的产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字样,即我入学后8个月写的。后来收入了我的哲学文集《从历史走向现实》。


        读大学期间我写得较为成熟的哲学论文,是《谈谈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亚氏“中庸之道”一直被作为“折衷主义”、“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和否定。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我感到,“中庸”是讲人类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分勇敢是鲁莽,太缺乏勇气为怯懦,两者中间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钱过度是挥霍,过分小气为吝啬,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节俭。这实际上要求人们的行为不可走极端,而应保持适度状态。于是我认定,亚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的“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与“折衷”、“调和”不能等同。在老师帮助下,论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接着,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刊行。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期间的思考

       大学毕业,1982年2月我被分配到南京建工学院教哲学课,接着在职读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进修班。1985年9月到1988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肖前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让我原有的哲学价值观受到深刻洗礼。

      最初,在大学三四年级,我把专业方向主要锁定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接着聚焦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家之一的谢林哲学。进入博士生学习阶段,一个新的想法渐渐挤满心头:一辈子研究一个人,可以成为学问家,但难以成为思想家;我想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地出一些思想,发挥好哲学的实践价值。我发表了《哲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现实》、《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等文章,倡导哲学家们下笔写文章,既要关注专家同行,更要心系社会大众;既要把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更要把哲学作为武器来锻造;既要重视哲学的学术价值,更要重视哲学的社会效应;哲学不能成为哲学家们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私藏珍品。我自己在大批量地阅读学术著作的同时,关注报纸广播,到体改研究部门看内部资料,与研究人员攀谈等等。后来,当1989年海南经济特区招揽人才时,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海南,这是我个人思想逻辑的顺理成章。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翻译了3本英美哲学著作,后来陆续出版了。


              在海南20年的经济特区研究


       1989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不到半年的我,告别了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带着4箱书,只身来到海南岛——一年前刚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而设立的海南经济特区。

      此时的海南岛,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省会海口没有一盏红绿灯,人、自行车、汽车混行,倒行逆驶是常态;下午4、5点如果不提前打开日光灯,晚上就没法亮起来;买台冰箱要装稳压器,不然忽高忽低的电压会损坏冰箱;旅馆每个房间备着水缸,自来水有水时放满储存,供没水时使用;工农业总产值加起来也就51亿元,而人口600万,面积3.4万平方公里;政府租用宾馆和民房作为办公室;……

      这也难怪,全国仍然贫穷落后,海南怎会例外?何况海南一直是海防前哨,准备打仗始终是其主要任务。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国四面八方向往自由、富裕的人才。然而,没有产业可以满足就业,十万人才满怀期望而来,背负失望而归。我上岛时正流行三句话:走了是明智的,留下是坚定的,再来是愚蠢的。而我则感到是幸运的: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接受了我,并委任我为社会文化处负责人。

      (周文彰小官庄双闸村老屋)

       我到职前后的那段时间,正是研究中心建立以来最忙碌的时期。全国第一个省级新体制“小政府大社会”,轰动国内外。吸引无数投资者的《三十条》,省政府各项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各项发展规划制定……源源出自研究中心,或几乎离不开研究中心的参与。出色的高效的运转使它声名卓著,许多大众传媒,纷纷报道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省政府高级智囊机构。

      我的研究就从“特区”二字起步,海南建省与办经济特区是同时进行的。由一个地区上升为省,一遇问题,人们很容易想,其他省是怎么做的?于是“建省意识”渐渐浓厚起来了。我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成果就是阐发和普及“特区意识”这个概念。我在各种媒体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呼吁强化特区意识,淡化建省意识,造就特区气氛,创造特区优势,用好特区政策,改善特区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概括和阐发特区精神、特区作风、特区效率,呼吁塑造特区形象、创建特区文明,办法就是在干部中系统开展特区教育。“特区意识”这个概念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广泛认同,成为海南多年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目标之一。直到2007年,省委指派我负责省第五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重提强化特区意识,成为代表们审议的热点,也成为报告最大的亮点。


      在我看来,邓小平同志倡导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为了让海南对外开放,是为了让海南走出一条特殊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不在开放上做文章,不在“特”字上下功夫,思想停留在常规工作路数上,这不影响海南成为一个省,但却使海南很难称为经济特区。因此,在聚焦“特区”二字的前提下,我的研究更进一步,集中论述海南“开放”,陆续推出系列文章:《开放:海南的特点和重点》、《把各项工作纳入开放的轨道》、《多为开放办实事》、《强化开放意识》、《开放意识:特区干部的基本思想素质》等,目的在于呼吁以开放为引领,带动海南经济特区各项工作。这些文章篇幅不长,1000——2000字之间,一篇谈论一个问题,比较引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特区对外开放的任务之一是大规模招商引资,以便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开发建设,这是特区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与那种通过自我积累,自我滚动,依靠自我力量进行开发建设的常规发展道路是不相同的。而要能大规模地招商引资,特区就一定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于是,海南“投资环境”建设成了我另一研究焦点。

      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投资市场的竞争,将越来越主要是投资软环境的竞争;在未来的投资市场上,谁有好的软环境,谁就拥有投资者。而在软环境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办事效率、社会服务、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等四项。那些年,我坚持不懈地研究软环境,强调软环境,只要有我参加的会,我必讲软环境,主张海南应采取“以软取胜”的战略,努力创造一流的投资软环境,增强对海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一观点构成了我的特区思想的显著特色,以至于一位常在一起开会的朋友私下戏称我为“周环境”。

      在软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干部队伍建设了。干部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办事态度、廉洁指数等,构成了特区软环境的核心部分。然而,干部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软环境方面,更在于他们是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他们如何作为,直接关系到邓小平同志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思想能否全面实现。因此,我的再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干部问题。观念更新问题首先在于更新干部的观念;特区的发展关键靠干部的“主动”工作;干部必须树立“大特区历史责任感”。

      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廉洁,必须“建构以防范为主体的大特区反腐败机制”……这些议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帮助干部了解海南历史、人口、资源、政策、建设成就、发展规划等等,以便他们在招商引资和对外交往中易于记忆而如数家珍,以增强投资合作者的希望和信心,我在省委领导具体领导和指导下,组织编写了《海南省情概要》一书。1995年我的专著《特区导论》出版,接着很快出了第二版,成为干部培训教材。

      要搞好对外开放,就要在工作中遵循国际惯例。海南办特区伊始,就把“按国际惯例办事”作为对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但什么是国际惯例?在哪些领域有哪些国际惯例?人们不甚了了。海南迫切需要一套关于国际惯例的常识性、工具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省政府及时采纳了我的建议,成立了由省长亲自挂帅的“国际惯例书库编委会”,我任执行主编,具体负责书库的策划、组稿并联系出版工作 。这套书库于1993年陆续问世,涉及海关国际惯例、投资国际惯例、招标投标国际惯例等50多个领域,后来获得“中国图书奖”






五个经济特区,还有浦东经济开发区,总的功能定位是共同的,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在这个总的功能定位下,各个特区又有其特殊的定位:深圳特区立足于深港对接,珠海特区定位于澳门回归,厦门特区利在两岸合作,汕头特区旨在吸引侨资,浦东开发区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海南特区在我国发展全局上居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结果,国家缺少一种对海南一以贯之的发展方针和政策体系,海南缺少一种矢志不渝的主攻目标及相应措施。1996年我和几位专家共同探讨,在此基础上,我形成了对海南特区功能定位的系统认识,提出海南“三位一体”的对外开放战略。我的观点是:⑴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它可以获得各种功能定位,但在我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伟大进程中,赶超台湾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成为它的基本定位。⑵海南赶超台湾的功能定位需要一些相关条件的支撑;把海南作为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基地,可为海南实现赶超注入强劲的经济活力。⑶海南赶超台湾,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地区)水平的历史任务,使它既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其他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海南、放活海南,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全局性需要。文章在《海南日报》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一些记者又热情地写成内参送高层领导参阅。

      实际上,我认为不仅应该放活海南,而且应该放活所有经济特区。放活特区的思路是:第一 ,坚持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逐步让特区实行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政策。第二,不要让特区比照内地,特区的参照座标应当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目标是超常规地缩小其与世界发达水平的差距,而不应让特区的发展步伐受制于中西部的黄土地和戈壁滩。第三,要舍得减免关税。办特区的经济价值就是在若干地方,以减免关税和其他优惠政策为引力,吸引外资为我们搞建设,在内地“造香港”。第四,充分放权,让特区自主决策,自主审批,尽量减少特区需要向国家有关部委申报批准的事项。总之,特区只能越办越“特”,越办越合乎世界经济特区的惯例,而不能相反。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主要集中于《应当消除对特区认识的几个误解》《正确对待经济特区和地区差距》《经济特区政策只能强化不能削弱》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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